由于農村生活水平和生產方式的變化，曾經是我國農民的重要生活燃料、牲畜飼料的農作物秸稈‘，如今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城郊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被農民當成廢物焚燒。大面積、集中焚燒秸稈不但會嚴重污染空氣，危害人民身體健康，損害城市形象，影響機場、高速公路正常運營，還會引發火災事故，破壞土壤結構，危害生態環境。近年來農民焚燒秸稈有愈燒愈烈之勢。氣象衛星監測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我國秸稈火點數目總體呈上升趨勢，而且焚燒秸稈現象正迅速從經濟較發達地區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蔓延。我國是農作物秸稈產生大國，每年的農作物秸稈生產量約為7億噸。秸稈在飼料加工、生物能源利用、肥料與工業原料生產等諸多領域有著廣泛用途。通過對秸稈綜合利用，不但能夠節約耕地、淡水等資源，而且可以替代煤、石油等耗竭性資源投入，促進農民增收。此外，秸稈加工業產業鏈中的收、儲、運和加工等環節還可以為當地提供大量新的就業機會。但是，據統計目前我國秸稈的綜合利用率不足50%，多半被農民付之一炬，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因此，有效治理農民焚燒秸稈問題對我國來說勢在必行。
農作物秸稈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資源，如果可以其中回收經秸稈粉碎機粉碎然后再經過秸稈壓塊機、秸稈顆粒機、飼料顆粒機壓制成生物質燃料飼料供燃燒和牲畜食用不是也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么，而且，如果拿到外面銷售老百姓也可以增加收入。
在治理戶外焚燒秸稈問題的過程中，農戶兼有對象和主體雙重身份，其處理秸稈方式的意愿對治理的效果有重要影響。因此，深入了解農戶處理秸稈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對政府制定“禁燒”秸稈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目前，發達國家在農戶處理農作物秸稈行為的研究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方法。Ⅱla Collina&Robert Holtzer(1997)研究了美國加州農場主處理稻草行為及其影響因素，J．Ekboir(1985)、J．Hellin&Schrader(1993)分別分析了德國和瑞典農戶處理農作物秸稈的行為。與國外相比，國內在這方面的深入研究較少。本文以濟南市郊為研究對象，對農民處理秸稈方式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政府建立解決秸稈問題的長效機制提供參考。
二、理論框架、研究假設及模型選擇
（一）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本文參考農戶行為的相關文獻，將農戶處理秸稈方式意愿的影響因素分為以下四類：
1．受農戶特征的影響。(1)農民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農戶的經濟行為。研究表明，農戶的受教育程度與農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呈正相關關系( Schultz，1975；Federet al，1985)。因此，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戶容易認識到焚燒秸稈的危害性和由此所承擔的法律責任。由于當前農戶家庭的決策一般由戶主決定，我們假設戶主的文化程度與農戶焚燒秸稈意愿呈負相關。(2)宋軍等(1998)的研究表明，年紀輕的農戶比年齡大的農戶更愿意選擇節約勞動力的生產方式。因此，我們假設戶主的年齡與農戶焚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3)陳新鋒(2001)的研究表明，農民的收入水平與焚燒秸稈量成正比。Fuller( 1990)認為，農戶的非農兼業行為不但能夠獲得更多收入，而且能夠分散其經營風險。城市經濟發展為城郊農戶提供了大量的非農兼業機會，因此，城郊農戶生產經營行為會受到非農兼業活動的比較利益影響。綜合上面兩方面因素，我們假設農戶種糧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占比重與其“焚燒”秸桿意愿呈負相關。(4)茌多熟制情況下，夏（秋）收、夏（秋）種的時間緊，為了趕種下一季農作物，農戶容易產生“焚燒”秸稈行為。因此，假設在多熟制情況下農戶具有更強烈的焚燒秸稈意愿。(5)Golan(2002)研究表明，農戶的經營規模與其采用技術的動力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假設農戶的種植糧食規模與其“焚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6)麥稈和玉米桿是牛、馬、羊等牲畜傳統飼料，因此，筆者假設農戶飼養牛、馬、羊牲畜的頭數與其焚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
2．受農戶的預期收益影響。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預期是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重要因素。舒爾茨認為，作為“理性的小農”，當他在面臨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時，會選擇能夠給他或他的家庭帶來效用最大化的方案。由于農戶參與政府“禁燒”秸稈的制度建設既可能給他帶來收益也可能給他帶來成本，只有當他參與“禁燒”活動的預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時他才有“禁燒”秸稈的意愿。由此，筆者假設農戶對政府“禁燒”秸稈活動的預期收益與其焚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
3．受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認知程度的影響。農戶處理秸稈方式的意愿與其心理活動密切相關。農戶選擇處理秸稈方式的心理活動通常會經歷認知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認知過程包括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的認識和知覺階段，其認知過程經歷情感過程的沉淀后會形成心理意愿。筆者假設農戶對焚燒秸稈的危害性的認識程度與其焚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
4．受外部環境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相關政策、法律環境、機械化作業水平、秸稈加工業發展情況和同伴的影響力等。為治理農民焚燒秸稈問題，國家頒布了多部行政法規，新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也對焚燒秸稈行為的法律責任作了明確規定，各級政府也采取了各種措施（如制定相應的地方行政法規、扶持秸稈加工業發展、促進秸稈還田補貼、嚴厲查處焚燒秸稈行為等），這些會影響農戶焚燒秸稈的機會成本。因此，筆者假設政府宣傳“禁燒”政策及其查處農民焚燒秸稈的力度、秸稈加工業發展狀況、“秸稈還田”補貼政策等與農戶“禁燒”秸稈的意愿呈負相關。由于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收種作業進度。因此，假設農業機械化水平情況會影響農戶焚燒秸稈的意愿，這種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農戶的有限理性和受信息成本的影響，其他農戶的“示范效應”會對農戶處理秸稈的意愿有重要影響。由此，我們假設同伴焚燒秸稈的行為會激發其焚燒秸稈的意愿。根據前面的假設，得到表l中各影響因素對農戶焚燒秸稈意愿的預計作用方向。
（二）模型選擇
根據上述分析情況，本文建立如下農戶處理秸稈意愿的實證模型：
農戶處理秸稈的意愿=F（農戶特征，農戶焚燒秸稈的預期收益，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的認知，外部環境因素）
三、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07年7-8月山東經濟學院2006級農村區域發展專業本科生在山東省濟南市郊區進行的農戶調查。調查方法是在濟南的歷城、槐蔭、市中、歷下、天橋、長清六區的郊區以及章丘市郊區各隨機選3個鄉，每個鄉隨機選取30戶種植糧食作物的農戶。采取調查員直接人戶問卷調查的方式，共發出問卷630份，回收問卷620份，得到有效問卷609份。調查內容包括農戶特征（教育程度、年齡、收入結構、種植制度、種植規模和飼養牲畜情況）、農戶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的預期收益、對焚燒秸稈危害性的認知情況（農民了解焚燒秸稈對環境、交通運輸和土壤結構危害性的程度）和外部環境因素影響（政府政策、法律環境、當地機械化作業水平、秸稈業發展情況和同伴的影響力）四個方面。
（二）樣本描述性分析
1．農戶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的意愿。在609份有效樣本中，有382人(占樣本比例高達62.7%)表示有焚燒秸稈的意愿。這說明，目前多數農民愿意焚燒秸稈。根據我們的調查，其主要經濟原因有：一是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郊區很多農戶都用上了煤氣，秸稈失去了以前柴火的功能，加上農戶養馬、養羊、養牛的少了，而且近年來城郊農村城鎮化速度發展較快，農民大都住進了樓房，秸稈拉回家沒有地方堆放，“一燒了之”對于農戶而言不但方便而且成本又低。二是由于夏（秋）收、夏（秋）種時間緊，為了下一季農作物的盡快耕種，面對遍地的秸稈農民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只能是就地焚燒。三是城郊農村種田的勞動力相對不足，沒有過多精力回收秸稈，而且秸稈便宜，回收費時、費力，獲利不大。四是現有的旋耕機械的滅茬裝置較少，即使有這種裝置也費用昂貴，政府的補貼又很少，實施“秸稈還田”對農民來說不劃算。
2．樣本戶特征。(l)農戶戶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年限為5.13年，標準差為3.12，樣本分布區間為0～14。可以看出農戶戶主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較低，其平均水平為小學程度，其中有17.4%的戶主為文盲。(2)年齡：樣本農戶戶主的平均年齡為51. 43歲，標準差8.41，樣本分布區間為：26—75，其中介于45~ 60歲的比例為67.3%。可以看出目前城郊的糧農以中老年人為主。(3)收入結構：樣本農戶種糧收入占其總收入的百分比的平均值為31. 2qc，其中有60. 8%的農戶的種糧收入占其總收入的25%以下，有25. 1%的農戶的種糧收入占其總收入的25qc—50%，種糧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在50%以上的農戶僅為14. 1%，種糧收入占其總收入比例75%以上的農戶僅有4.8%，方差為4.81，樣本分布區間為8% ~100%。可見，城郊農民的收入以非農收人為主。(4)種植規模：樣本農戶的平均種植面積為5. 32畝，標準差2.91，樣本分布區間為0.4—54.8畝，其中，糧食種植面積在5畝以下的農戶占68%。可見，總體而言城郊糧農的種植規模較小。(5)種植制度：樣本農戶中采取小麥—玉米或小麥一大豆兩季種植方式的共占89. 3%，采用小麥或玉米（大豆）一季種植方式的僅占10. 7%。(6)飼養牲畜情況：在樣本農戶中，68. 2%的農戶沒有飼養牛、馬和羊牲畜，有26.5%的農戶只飼養5頭以下的牛、馬和羊等牲畜，飼養5頭以上牲畜的農戶為5. 3%，樣本農戶平均飼養牛、馬和羊牲畜數量為0.33頭，標準差1. 91，樣本區間為0～57頭（見表2）。
3．農戶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預期收益。在609份樣本中，有356人（占樣本比例58. 5%）認為政府制定的“禁燒”秸稈政策給他們造成了負擔（即他們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的預期收益為負數）；有175人（占樣本比例28. 7%）認為政府的“禁燒”秸稈制度對他們利益影響不大；只有78人（占樣本比例12. 8%）認為他們會從政府的“禁燒”制度中獲利。可見，農戶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的預期收益普遍較低。
4．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認知情況。從我們的調查情況看，只有86人不知道焚燒秸稈對環境有害，有357人（占樣本比例58. 7qo）對焚燒秸稈給環境帶來的危害有一些了解，只有165人(占樣本比例27.1%)較了解或很了解焚燒秸稈對環境造成的危害，有195人（占樣本比例32. 1%）尚不了解焚燒秸稈對環境的危害性；有275人（占樣本比例45.2%）對焚燒秸稈給交通運輸造成的危害有一些了解，只有138人（占樣本比例22. 7%）較了解或很了解焚燒秸稈給交通運輸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見，雖然多數農戶對焚燒秸稈給環境和交通運輸造成的危害有一定了解，但是其認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與前者不同的是，多數農戶（占樣本比例67. 4%）目前還不了解焚燒秸稈對土壤結構的危害性，雖然少數人對此有一些了解，但是其認識仍然不深入，甚至有458人（占樣本比例75. 2%）還認為將秸稈焚燒變成肥料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
5．外部環境對農戶處理秸稈意愿的影響。從調查的情況看（見表3），政府宣傳“禁燒”政策及其查處農民焚燒秸稈行為力度、秸稈加工業發展狀況、秸稈還田補貼政策、當地農業機械化程度和同伴影響這些外部環境因素對多數農戶焚燒秸稈意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609戶樣本農戶中，認為上述外部因素對他們處理秸稈意愿沒有影響的戶數分別只有47戶、136戶、54戶、143戶、33戶和98戶，所占的比重分別為7.7%、22. 3%和8.9%、23. 4%5. 4%和16. 1%。
本文應用EViews5.0統計軟件對609個有效農戶樣本的數據進行了Logistic回歸處理，得到了農戶處理秸稈方式意愿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首先，對農戶參與“禁燒”的意愿實證模型進行了第一階段的估計，其結果如表4所示。在第一階段估計中，將涉及到的所有影響變量納入模型進行估算。由于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統計值顯著，這表明，模型1的擬合度不夠好，而且年齡、種植制度、農戶對焚燒秸稈對土壤結構造成的危害性認知度這三項指標都不顯著。因此，除去了這些不夠顯著的指標變量，對模型進行了第二階段估計，得到模型2。估計結果顯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統計值不顯著，同時x2統計值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模型2能很好地擬合總體樣本數據，而且自變量對因變量能夠進行較好的解釋。根據模型2的估計結果，將各種因素對農戶處理秸稈方式意愿的影響情況歸納如下：
1．從農戶特征情況看，模型2結果表明，農戶戶主的文化程度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1%水平上顯著，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戶主的文化程度越高，農戶焚燒秸稈的意愿越低；收入結構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10%水平上顯著，且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表明，種糧收入在農戶家庭總收入中所占比重越高，其焚燒秸稈的意愿越低；種植規模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5%水平上顯著，且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表明，農戶種植糧食作物的規模越大，他越不意愿焚燒秸稈；農戶飼養牛、馬和羊等牲畜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1%水平上顯著，且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表明，農戶飼養牛、馬和羊數量越多，其越不意愿焚燒秸稈。以上結果均符合前面的假設。
2．從農戶對參與“禁燒”活動的收益預期情況看，收益預期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5%水平上顯著，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對參與“禁燒”秸稈活動的收益預期越高，其焚燒秸稈的意愿越低，這也符合前面的假設。
3．從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認知情況看，農戶對焚燒秸稈對環境和交通運輸危害性認知的兩個影響變量的檢驗值均在1%水平上顯著，其相關系數符號為負。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對上述危害性認識越深入，其焚燒秸稈的意愿越低。該結果也符合前面的假設。
4．從外部環境來看，政府宣傳“禁燒”政策力度和查處力度、秸稈還田補貼、當地秸稈加工業發展4個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至少在1 0qc水平上顯著，而且其相關系數符號均為負，但從相關系數情況看，政府查處力度對農戶焚燒秸稈意愿的影響較小。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農戶數量大且高度分散，受監督成本的制約，政府無法對農戶行為進行實時監控。機械化作業程度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1%水平上顯著，其相關系數符號為正，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業機械化程度越高，農戶焚燒的意愿越強。按理說，機械化程度高了，收割速度快了，農民可以騰出更多精力清理收割后遺留在田里的秸稈，這能夠減少農戶焚燒秸稈現象的發生。但是，事實上，機械化程度提高了，收割節奏變得更快，以往牛耕人拉的生產力條件下，收割夏種綿延一二個月，現在一星期左右就要匆忙完成顆粒歸倉，種子下地。這樣，機械化程度提高了，會提高農戶收割節奏，更容易引發農戶焚燒秸稈，趕作業進度。同伴影響變量的t檢驗值在1%水平上顯著，而且其相關系數符號為正，這說明，其他農戶焚燒秸稈的行為會增強其焚燒秸稈的意愿，該結論也符合前面的假設。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目前多數農戶有焚燒秸稈的意愿，這是因為以焚燒的方式處理秸稈是他們最經濟的選擇。計量分析結果表明，農戶焚燒秸稈的意愿受戶主的文化程度、農戶的收入結構、種植規模、飼養牲畜情況、農戶對焚燒秸稈給環境和交通運輸造成的危害認知程度、農戶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活動收益預期以及政府宣傳“禁燒”政策力度和查處力度、秸稈還田補貼、當地秸稈加工業發展狀況、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和同伴行為的影響，但是，不同因素對農戶焚燒秸稈意愿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而且其作用方向和統計的顯著性也不盡相同。
（二）政策建議
(1)政府實施“禁燒”秸稈政策時，應該將農民作為經濟人來考慮，通過完善秸稈還田補貼制度、促進秸稈加工業發展等制度，使秸稈變廢為寶，提高農戶對參與政府“禁燒”秸稈制度建設的預期收益，增加農民焚燒秸稈的機會成本，使農民自覺糾正其焚燒秸稈行為。(2)技術創新是解決農民焚燒秸稈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秸稈的利用成本較高，使得秸稈的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秸稈價格很低，這是農民焚燒秸稈最主要的原因。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焚燒秸稈問題，必須提高農民的秸稈收益，而連接資源和農民增收的一個有效橋梁就是技術創新。因此，一方面，對現有的旋耕機械進行技術創新，增加其滅茬功能，開發秸稈粉碎裝置，大幅度降低“秸稈還田”成本；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秸稈的綜合利用成本，提高秸稈加工企業的收益，進而提升秸稈的需求量和價格，這不但能夠改變農戶焚燒秸稈的行為，而且能夠降低政府“禁燒”制度的執行成本。(3)政府應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廣播和宣傳欄等形式，積極向農民宣傳國家有關“禁燒”秸稈法規和政策，宣傳戶外焚燒秸稈對環境、交通運輸、人們身體健康和土壤結構等造成的危害性，提高農戶對焚燒秸稈危害性的認識程度，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增強其“禁燒”秸稈的意愿。
三門峽富通新能源生產銷售顆粒機、秸稈壓塊機、飼料顆粒機、木屑顆粒機等生物質燃料飼料成型機械設備，同時我們也有大量的生物質顆粒燃料出售。
